媒體報道：

傅向東：捕捉超級稻高產基因

見到傅向東是在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他的實驗室里。在幾個穿著白大褂、正在做實驗的學生中間，記者找到了戴著一副眼鏡的他。

跟著他進入辦公室后，傅向東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發了文章以后會引起這么多人關注，這真是我沒想到的。”

3月22日，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雜志在線發表了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傅向東研究員和中國水稻研究所錢前研究員帶領的科研團隊在中國超級稻增產關鍵功能基因合作研究的最新進展。此項成果首次闡述了DEP1基因在中國超級稻增產中起到的關鍵作用，進而揭開了中國超級稻的高產奧秘，并可望由此進一步研究培育出更為高產的水稻新品種。

“我就喜歡搞研究，沒有辦法”

傅向東今年還不到40歲，浙江人。話語間夾帶著淡淡的南方口音，舉止間也有著南方人特有的精明干練。

在有著濃郁經商傳統的浙江，搞科學研究并不是一個在大家眼里看來的“主流”選擇，而傅向東走上遺傳學研究這條科研之路，卻似乎是命里注定的。

“我就喜歡搞研究，沒有辦法。人一旦喜歡了一件事，就不會考慮太多東西。”傅向東說，他對遺傳學的興趣從高中就開始了。

人的血型是如何決定的？在中學的生物課中，關于人類ABO血型的遺傳讓傅向東對基因這一神秘的東西產生了興趣。

“我覺得太有意思了，A型的父親和B型的母親，可以出現A型、B型、AB型，還可能會有O型的小孩。這是為什么？”十幾歲的傅向東那時候最喜歡做的考試題，莫過于通過一系列附加條件推導出父母血型的這一類遺傳題目。

“還有玉米籽粒顏色的遺傳，F1代和F2代粒子顏色有多種多樣的變化，但又很有規律，我覺得遺傳學非常奇妙，太好玩了。”說起二十多年前的中學的往事，傅向東臉上還顯示著興奮的神情。

“這份安靜是搞科學的最高境界”

從初識遺傳規律的那一刻起，傅向東似乎就認定了未來的方向。報考大學時，沒有像其他學生一樣對熱門專業的盲目追捧，第一志愿就填報了武漢大學生物系的遺傳學專業。傅向東說：“我上大學選專業一點也不盲目，雖然當時的老師希望我們填一些更熱的專業，但是我當時猶豫都沒有猶豫。”

大學畢業，留在國內讀研究生，工作2年后去英國JohnInnes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隨后讀博，留在該研究所做博士后。傅向東這一路走來，沒有遇到什么大的波折和變化，也似乎沒有什么事先設計好的痕跡。

“像我這樣的人很少，就是到了一個地方就沒動過。一般做生物研究的，大多數都會選擇去美國。我覺得我去的研究所在國際上也非常有名，小鎮也很安靜。博士快畢業時，所里其他實驗室的教授問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做博士后。我覺得對方實驗室研究方向很不錯，就沒有聯系其他地方。在那我做的很開心，做出來的東西也能得到大家認可，挺滿足了。”

在傅向東眼中，選擇做學問就是要靜下心來。“科學家就是白發蒼蒼的老頭，帶兩三個學生，在校園里輕松的散步，自由地討論科學問題，這是我想象中的情景。我從小就很佩服老科學家，或者說是崇敬。”傅向東說，“這份安靜是搞科學的最高境界。”

而他人生的最大愿望就是：研究成果有朝一日能寫進教科書。“具體來說，就是能夠回答科學問題、研究成果能被別人引用。做一些能解決國家需求的東西。”

“我覺得育種學家都是藝術家”

2005年，從英國回來的傅向東進入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選擇了國家投入很大、對我國又很重要的水稻作為研究對象。

選什么水稻性狀好呢？傅向東在說起這個選擇過程時頗為輕松：“東北大米——記得春晚有個小品節目里說起換大米，就有一個感覺，那里水稻一定好吃，產量也高。”水稻項目研究和中國水稻所合作，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把提高產量的基因找出來，將來可以利用它進一步通過分子設計提高產量。

“我們運氣很好，也得到了很多老師的幫助，克隆基因花了一年多時間，算比較短的。”在傅向東看來，DEP1基因的分離是件頗為幸運的事情。在研究過程中，與育種學家、生化、生物信息學專家的交流，也讓他收益匪淺。

“我覺得育種學家都是藝術家，在田里，他們看一眼就知道哪個稻子好，我們看不出來。”傅向東說，和其他專家的交流也讓他感受到合作的樂趣。

做基因功能研究的傅向東更愿意找性狀差別鮮明的材料，比如：穗子很小的突變體，通過遺傳雜交和圖位克隆，很容易找出關鍵基因。而育種學家直言：你做這個東西沒有用，水稻要增產，不是讓穗子變小。

“于是我們在選擇材料的過程中，就側重找那些穗子更長的、粒數變得更多品種的進行研究。”在一次次交流中，育種學家關注的綜合性狀，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都成了啟發傅向東未來研究的重要內容。

“走錯一步才會走對下一步”

相比水稻DEP1基因功能研究的“運氣”，傅向東還進行著更多“令人郁悶的研究”。有些2005年就開始做的研究項目，到現在也沒有很大的突破。學生們也很郁悶，但是沒辦法，因為他覺得“不應該輕言放棄”。傅向東說：“一個東西只要你認準了，就不要放棄。”對于科研中遇到的困難和瓶頸，傅向東笑著說：“只有走錯一步才會走對下一步，如果一開始就知道結果，那是工程不是科研。”

在這份執著背后，也許搞科研的人都有著和傅向東一樣簡單的奮斗目標：有的研究你一直在做，做出來上了一個臺階之后，就是下一個更深、更高的目標。

＞＞對話

科研成果轉化，難在哪

在對傅向東研究成果的介紹中提到：水稻DEP1基因的成功分離，為水稻超高產分子育種直接提供了有重要應用價值的新基因，也為揭示中國超級稻產量提升的分子奧秘提供了新線索。那么，這種基因層面的科研成果，真的能夠轉化到生產實踐中來嗎？而這轉化的過程中，又有哪些困難呢？為此，記者和傅向東進行了一段關于“科研成果轉化”的對話。

記者：以您的這種研究成果為例，現在成果轉化容易嗎？

傅向東：實際來講在中國很欠缺成果轉化方式。在國外，有一種“大學+公司”的模式——大學里把基因功能研究好了，有潛能、有未來發展前景，然后都通過大公司來實現。我們中國正是缺了這個中介環節。缺少大的種子公司去實現有用基因的聚合，去開發這些產品。

記者：研究機構能主導這個事情嗎？

傅向東：作為國家研究機構，我們更重要、更多的責任是回答科學問題，我們也兼顧應用，但是讓我們去做應用可能性是不大的。研究成果要轉化成現實的產品，需要大量一線從事育種的人去參與和試驗。我們研究所在全國各地也建立合作基地，讓他們把我們的東西去在應用上嘗試和開發，看看有沒有實際應用前景。將來如果有公司去做就會解決很多問題。但是國情不同，最后走什么模式現在我們并不清楚。

記者：所里和哪些單位合作？

傅向東：有省市級的農科院、也有中國農科院的中國水稻所。他們可能會提出一些問題，讓我們思考，哪些是最迫切需要的。

記者：都是研究機構，這種合作有什么不同呢？

傅向東：他們的定位是應用研究，我們的定位還是基礎研究。跟他們聯合，就能更快地轉化，有朝一日能用起來。也許我們研究的大部分東西，在生產實踐中用不起來，但哪怕一個用起來了，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記者：科研成果轉化道路應該以誰為主導？

傅向東：我覺得應該以公司為主導，但現在國內這種公司不是太多，所以我們做一些基地嘗試。不能等著大公司建立起來后再轉化成果，那時候就不叫成果了。現在一些外國公司進入中國，這也是個問題。我們現在缺少這部分，不是政府想做就能做的，而是需要有一批人去實現它。

＞＞花絮

像搞研究那樣談戀愛

許多人都說搞研究的感覺就像談戀愛一樣，傅向東也如是，執著于科研的他同樣執著于愛情。

1991年，傅向東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所攻讀碩士。在研究生一年級時，他遇見了他的女朋友，也是他未來的太太。

說起太太的傅向東是興奮而欣慰的。“我研究生第一年認識的我女朋友，后來她在寧波工作。研究生畢業后我來到浙江大學，在杭州，她還在寧波，不過離得近了一點。”

為了跟熱戀中的女友見面，傅向東每月要在武漢和寧波兩地間往返四次，三年下來，光是火車票就攢了厚厚的一摞。他回憶，那個時候的火車票是幾十塊錢，對還在上研究生的他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那沒辦法，平時省著點唄。”傅向東說，有的時候火車票不好買，好不容易排隊買上了，還是張站票，沒有座位，從武漢到寧波要9個多小時，他就這樣迷迷糊糊地站一夜，只是為了見一面、說說話。現在回憶起那段奔波的日子，傅向東常常會笑出聲來，說那“很執著，也很好玩”。

在傅向東看來，太太為他做出的犧牲很大。“從一開始相識，到后來我出國、一直到我們的孩子2歲了，我們才再在一起，她挺不容易的。”而傅向東眼中，這種“不容易”還包含著太太對他癡迷科研的支持。

來源：科技日報

200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