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1991年畢業于安徽大學生物化學系，2001年獲得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分子遺傳學博士，2001至2004年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馬薩諸塞總醫院癌癥中心任研究員，2004年回國到北生所建立獨立實驗室。主要研究領域為多細胞生物中自噬作用的機理和調控機制，在《細胞》等國際權威雜志刊發高水平論文10余篇。

“我希望自己能夠死在實驗室，而且我肯定會的這是我最美好的結局。”

張宏笑著說。采訪中這話他說了至少三次，每次都說得非常自然、坦然。

個頭不高、身體很壯的張宏，是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北生所）的高級研究員。從黃山腳下的鄉村到省城合肥，從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到北生所，張宏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自信而堅決，已成為細胞自噬領域的國際知名科學家。前不久，他與我國的六位同仁一起，榮獲“霍華德—休斯首屆國際青年科學家”獎。

收到來自美國的獲獎通知后，張宏沒有告訴任何人，好像完全沒有這回事似的。

“我搞科研純粹是因為自己喜歡，榮譽、獎勵啊這些東西都不重要。”張宏最看重的是，自己在科學上做出了什么、發現了什么。“如果幾十年之后還有很多人在談論你做過的東西，還在沿著你開創的方向繼續往前做，這就足夠了。”

“回國可能是我這一生最簡單的決定”

2004年，作為我國探索現代科學研究所運行機制的試驗田，北生所位于北京昌平區的辦公樓剛剛竣工，所長王曉東正忙著從海外招兵買馬。

“就是這里了！”這年7月4日，張宏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站在北生所空空蕩蕩的大樓里，他不但沒有感到失落，反而有幾分竊喜。

1994年，從北京醫科大學碩士畢業的張宏，與女友一起赴美國留學。2001年從愛因斯坦醫學院博士畢業后，他到了著名的哈佛大學醫學院，在著名腫瘤學家Daniel Haber教授實驗室從事博士后工作。張宏做得非常出色，獲得Burroughs Wellcome 基金會生物醫學事業獎，該獎項是專門頒發給優秀博士后的，每年只有20人獲獎，每人獎勵60萬美元科研經費。

2003年底，張宏聽朋友說中國正在籌建北生所，就把簡歷投了過去。兩個星期之后的一個大雪天，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個機場參加由王曉東主持的面試。“跟我一起面試的有十幾個人，但最后只有我一個人回來了。”

當時張宏科研進行得非常順利，在美國找份滿意的工作沒有任何問題；太太也已經上班，工作很穩定，工資也不低。

“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回國，下決心一定很難吧？”

“這可能是我這輩子做得最簡單的一個決定，比選擇上哪個大學呀來得更容易。當時我繼續留在美國已經沒有意義，因為我能想象得出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從副教授干到教授，然后退休，一輩子就這樣了。而生活穩定不是我追求的，只要家庭穩定就可以了。”他哈哈一笑。

“我需要的就是這種刺激、這種追逐。你要說愛國什么的，這種心理也很強烈，但最主要的是我的性格。”他告訴記者，在“很穩定的生活”和“根本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事情”之間，“我肯定會選擇后一種：這多富有挑戰��！”

“那您太太愿意嗎？”

“我和太太出國前有一個‘交易’。”張宏得意地說，“我們申請學校時，她申請的是愛因斯坦醫學院，錄取了；我當時被幾所學校錄取，我就跟她說：我選擇一所離你最近的學校，但這輩子只有這么一次我跟著你走，今后所有的決定必須我來做。她說：行。所以在回國的事情上，她沒有太多的猶豫。”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別人沒有做過的東西”

到北生所后，張宏立即著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訂制所需的各種儀器、材料。結果，喜歡挑戰的他很快遭遇挑戰。

“你肯定搞錯了，中國從來沒有人訂過這個東西。”他向德國的一家儀器設備公司訂一套線蟲顯微注射儀器，結果對方自作主張，給他換了一套做細胞的顯微儀器。

他碰到的另一個難題，是做實驗用的塑料培養皿。“我每天需要使用1000到2000個培養皿，當時市場上的價格是一個6角多，根本負擔不起。我就在全國的企業找，終于和江蘇海門的一個鄉鎮企業談妥了，他花1萬元錢給我造了一個模具，專門給我的實驗室做培養皿，每個3角2，一直做到現在。”

類似的遭遇并不奇怪，因為張宏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秀麗線蟲為模型，做細胞自噬的機理和調控機制的。

作為細胞內主要的代謝方式，細胞自噬是通過形成一種叫做自噬小體的雙膜結構，來包裹細胞質和一些受損的細胞器，并把它們運送到溶酶體中降解。“打個比方說，細胞自噬就是通過自噬小體這個清潔工，把細胞內的垃圾清除掉。”張宏說，細胞內的“垃圾”如果不能及時被清除，積累多了，細胞就不能正常運轉，從而引發一些疾病，特別是老年癡呆、帕金森、亨廷頓舞蹈癥等神經退化性疾病，以及心肌梗塞、腫瘤等。“細胞自噬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生理過程，如果我們能把其中的重要機理和調控機制搞清楚，就可能推動這些疾病的治療和相關藥物的研發。”

“科學家們對細胞自噬的最初了解，都是源于單細胞的酵母；我們這個實驗室是真正從多細胞生物線蟲研究細胞自噬基因的。”張宏說，截至目前，他們已在《細胞》、《發育細胞》等權威雜志發表10多篇高水平論文，取得一些重要突破：線蟲發展成研究自噬的多細胞生物模型，并通過該模型發現了一批參與自噬作用的重要基因，從而為更好的理解細胞內蛋白降解機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從事這些前沿性的原創研究，困難自然可想而知。“我絕不會因為一個事情難而放棄。”張宏講了個故事：他讀博士的時候有一個基因沒有克隆出來，就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間，利用晚上和周末，到隔壁一個線蟲實驗室繼續克隆那個基因。當時還沒有高通量基因測序等技術手段，克隆一個基因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但他硬是堅持了一年多，把這個基因搞出來了。“我克隆這個基因并不是為了博士畢業或者發文章，純粹是為了堅持自己的信條：只要你覺得某個東西重要，不管有多困難，也一定要把它弄出來！”

在張宏的人生詞典里，沒有“失敗”這個詞。“我跟學生說：實驗沒有成功、失敗之分，只有正結果、負結果，正結果、負結果都是結果。尋找真相就是從不同的路去探索，負結果就證明這條路不通唄。”

張宏的另一則科學信條，就是：絕對不做別人做過的東西。“我從來不認為我比別人聰明，也不認為比別人運氣好，自己也不是工作最苦的，所以別人做的東西我不會做得更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別人沒有做過的東西。”

“這當然需要自信。”他以自己為例：我本科是安徽大學畢業的，但自己從不因此而抬不起頭。“如果你老想著這個事情，以為自己就能干安徽大學畢業生干的事，那你說你還能干啥？”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非名校畢業也有它的好處：如果你是清華、北大畢業的，你可能為清華、北大感到驕傲；但如果你是安徽大學畢業的，你的母校可能就會以你為驕傲。

“我覺得生活里沒有比這個更美好的了”

張宏的電腦桌面，是他陪女兒在海邊散步的照片；背后的柜子上，掛著兒子畫的花草。

說到孩子、家庭，他給記者講了一個笑話：一天晚上陪家人吃飯，他喝了點酒，對兒子說：你爸是個科學家，也算是個人才。聽到這里，兒子吃驚地張大了嘴巴，含在嘴里的比薩掉了出來，滿臉懷疑地問我：你也是個人才？太太接話說：“你不就是個開車的嗎？”

“我能為家庭做的，就是當司機了。”張宏說，他每天早晨6時半起床，把孩子送到學校；一周七天只在周六、周日晚上陪家人吃兩頓飯，其余都在單位吃。他每年強迫自己休一次假，帶家人出去玩一趟。“當然我的功能也極其有限，就是給他們開車。”

“我來北生所差不多8年了，除了出差和休假，不來實驗室的日子不會超過5天。”他說，“我在家里當然也能工作，但就會感覺無所適從，渾身不自在。我太太看見我這樣，就會說：‘你走吧走吧！

“在實驗室里我就感覺很舒服，讀文獻、寫文章、跟學生談話……做什么都可以。”他笑著說，“做科研對我真的是一種樂趣。我不能想象，除了科研我還能做什么？”

除了每天下午打一個小時的羽毛球，張宏沒有別的愛好。“如果有時候覺得很累，我就泡杯茶，讀上兩篇好文章�？粗�那個實驗設計得那么精妙，那種感覺真的非常非常美好！我覺得生活里沒有比這個更美好的了！”

“你一定要學會放棄”

談到自己回國后這幾年的變化，張宏說，中國的科學的確是在進步，但進步的速度還是比較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做科研的人功利心太強，只把科研當成敲門磚，一旦達到某種目的，就失去對科研的興趣了。”他遺憾地說，“我覺得很多年輕人回來以后迷失了方向，追逐了很多不該追逐的東西。”

“我們現在面臨的誘惑的確很多，但你一定要學會放棄。”張宏說，我經常問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當你知道某個東西對你不重要，你就要學會放棄，因為你不可能什么東西都得到。“人生雖然很短，但只要你沉下心來，還是能做幾件事情，關鍵是要學會放棄，在自己喜歡做、擅長做的事情上做到最狠、最大。”

自己的下一個目標是什么？

張宏笑得爽朗：“我沒有具體的目標，也從來不給自己設定什么目標。我永遠不會對自己滿意，只要覺得前面還有未知的東西，我就會一直做下去所以我覺得我會死在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