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導師（2005年7月13日）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2001年5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2008年5月-2015年4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第二屆科技委員會委員（2010年5月- ）
《水利學報》 編輯部常務副主編（2009年9月-2016年1月）
《水利學報》 編輯部主編（2016年2月- ）
防洪減災研究所所長（2001年1月—2008年6月）
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1月¬—2008年6月）
水力學所 副所長（1997年—2000年12月）
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 副主任（1996年—2000年12月）
水災害研究室 主任（1992年—1999年）
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防汛抗旱專家（2009年9月-2014年8月）
國家減災委員會第三屆專家委員會委員（2014年4月- 2022年9月）
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專家(2005年2月-2014年4月)
中國氣象局第六屆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2004年11月-2008年6月)
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2006年8月－）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安全與防災規劃學術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2014年9月—2018年9月）
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科普委員會委員（2014年11月— ）
國家海洋局海洋減災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2014年12月-2017年12月）
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第五屆減災和公共安全專業委員會（2014年12月—）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2015年12月——）
中國科學院高技術研究與發展局《中國未來20年技術預見研究》資源與環境流域專家組成員（2005年9月-2007年8月）
國土資源部地質災害防治應急專家（2009年7月-2012年7月）
浙江省水利防災減災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2008年6月-2011年6月）
中國科協IRDR-CHINA專家委員會專家（2010年10月—2015年1月 ）
中國科協災害風險綜合研究工作協調委員會（IRDR-CHINA）委員（2015年2月—2017年1月）
中國水利學會水力學專業委員會第九屆委員（2014年9月—）
中國水利學會減災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2015年9月—）
中國水利學會城市水利專委會主任委員 （2017年6月- ）
中國地質學會地質災害研究分會第六屆副主任委員（2013年4月-）
《中國防汛抗旱》主編（2007年1月-2008年12月）
《中國減災》雜志社第一屆編委會委員（2011年8月）
《水利學報》編委會委員（2006年12月）
《水力發電技術》編委會委員（2005年3月）
《自然災害學報》編委會委員
《防災減災工程學報》編委會委員 (2002年11月)
《南水北調與水利科技》編委會委員（2010年1月）
《Journal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編委會委員(2008年1月)
國際防洪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2008年5月5日-）
國際防洪大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2002年9月-2008年5月）
全球水伙伴中國委員會秘書處副秘書長（2014年2月27日-）
國際水利學會IAHR會員，洪水風險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國際應急管理學會會員
亞洲防災中心（ADPC）顧問
國際科學院組織(IAP)減災項目咨詢專家組(中國)專家(2007年2月- )
沈陽市水利局顧問（2007年10月－ ）
1993年7月獲高級工程師任職資格，1994年6月任高級工程師
大連理工大學兼職教授（2008年10月25日- ）
教育經歷：
1969年11月—1973年1月：湖北省五七干校附屬中學，初、高中學生，高中畢業。
1978年10月—1982年7月：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動力系水電站動力設備專業，大學本科生，獲學士學位。
1982年9月—1985年4月： 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與河流海岸動力學專業，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89年1月—1989年6月： 建設部干部培訓中心英語強化培訓班，學員。
1990年10月—1992年4月：日本京都大學工學部國際班，日本文部省獎學金資助留學生。
1999年8月—2003年3月： 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論文博士，獲工學博士學位。
2010年5月31日—6月9日：第21期全國重要學術類科技期刊主編崗位培訓班，新聞出版總署教育培訓中心。
工作經歷：
1973年4月—1975年9月 湖北省天門縣彭市公社羅場一隊插隊知青。
1975年10月—1978年9月 宜昌三三0工程局綜合廠工人。
1985年8月—1987年7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所助理工程師。
1986年5月—1986年8月:大亞灣核電站投標準備工作。
1987年8月—1989年7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所工程師。
1987年9月—1988年7月:參加中央講師團在景德鎮市第一中學教高二年級英語。
1989年8月—1990年9月 水利部減災研究中心籌備工作工程師。
1992年5月—1993年6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室主任/工程師。
1992年5月—1992年8月:水科院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籌備工作。
1993年7月—1996年12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室主任/高級工程師。
1997年1月-2000年12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所 副所長/高級工程師。
2001年1月—2001年4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研究所所長/高級工程師。
2001年5月—2008年6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研究所所長/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2002年1月--2008年6月 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8年5月—2015年4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 副總工程師。
2008年7月—2008年4月 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2009年9月—2016年1月《水利學報》編輯部常務副主編。
2016年2月—今 《水利學報》編輯部主編。
主要從事洪水仿真技術、洪水風險分析、防洪決策支持系統、防汛應急響應、洪水管理理論、城市洪澇防治和水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研究。
承擔科研項目情況：
已先后承擔了50余項防洪減災方面的研究課題，其中大多為課題負責人。 包括：
1.1984年3月—1985年4月: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所研究生，水波在收縮邊壁中的變形(模型實驗與數值模擬), 完成碩士研究生論文。
2.1985年5月—1986年4月:海洋波浪能的開發與運用研究(現場調查、模型實驗、可行性論證、計算機數據處理), 完成研究報告數篇。
3.1986年9月—1987年8月:龍羊峽水電站滑坡涌浪的水工模型實驗與數值模擬研究。
4.1986年12月—1987年1月:鄱陽湖綜合開發與治理的調查研究。
5.1987年2月—1987年5月:新疆吐魯番地區戰略發展規劃研究中的水資源與環境專題考察與論證。
6.1988年8月—1989年7月:中芬合作項目京-密引水渠冬季冰下輸水問題研究。
7.1990年3月—1990年9月:珠江西北江洪水風險分析研究。
8.1988年8月—1989年7月:中芬合作項目京-密引水渠冬季冰下輸水問題研究。
9.1990年3月—1990年9月:珠江西北江洪水風險分析研究。
10.1992年9月—1996年3月:八五攻關項目專題《黃河下游灘區與分滯洪區洪水風險分析與減災對策研究》，子專題負責人。
11.1993年9月—1994年11月:深圳市城市洪水風險評價，技術負責人。
12.1994年1月—1997年12月: 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專題《城市防洪減災對策研究》，子專題負責人。
13. 1994年7月—1995年10月：八五攻關項目《長江荊江分洪區與洪湖分洪區聯合調度模型的開發研究》，技術負責人。
14.1995年6月—1995年7月：國家防辦委托課題《日本治水經濟調查綱要》翻譯，譯者。
15.1995年8月—1997年12月：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課題“中加合作城市防洪軟件開發”， 課題負責人。
16.1996年4月—1997年1月：國家防辦委托課題《全國洪水風險圖編制指導手冊》與《洪澇災害損失評估綱要》的編寫，課題負責人。
17.1996年6月—1996年10月：黃河下游灘區水沙運動仿真模型向防洪信息管理系統移植項目，項目負責人 。
18.1996年7月—1997年5月：深圳市三防指揮信息管理系統初步設計，課題負責人。
19.1996年10月—1997年1月：美國FM工業聯合保險公司咨詢項目“深圳市特區洪水風險圖”，項目負責人。
20.1996年11月—1997年12月：黃河下游灘區水沙運動仿真模型向上下游擴展研究，項目負責人。
21.1998年1月—1999年6月：國家防辦洪水風險圖推廣試點研究，項目負責人。
22.1998年6月—1999年6月：美國FM工業聯合保險公司咨詢項目“上海/浦東地區洪水風險圖研究”，項目負責人。
23.1998年5月—1999年6月：天津市氣象局項目“天津市暴雨洪澇預警報系統的開發研究”，項目負責人。
24.1999年7月—1999年12月：海河流域防洪戰略規劃研究，項目負責人。
25.2000年7月—2002年11月：水利部科技創新項目“我國防洪安全保障體系與洪水風險管理的基礎研究”，項目負責人。
26.2000年9月—2004年1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洪水行為與減災方法研究》，第4課題第2專題“洪泛區和分蓄洪區的洪澇災害風險分析和管理體系”，專題負責人。
27.2000年11月—2002年6月：美國FM工業聯合保險公司咨詢項目“上海/浦東地區洪水風險圖第2期研究”，項目負責人。
28.2001年12月—2005年12月：國家十五攻關課題《海河流域洪水資源安全利用關鍵技術研究》，課題負責人之一，已完成并通過驗收。
29.2001年1月—2002年9月：水利部規劃院十五規劃項目《中外治水方略比較研究》，項目負責人，已完成，通過驗收。
30.2002年1月～2010年4月：《黑龍江省防汛指揮系統開發研究》項目技術負責人。
31.世行貸款長江干堤加固關鍵技術研究項目，項目負責人。
32.2002年4月—10月 ：黃河水利委員會防汛辦項目“黃河灘區水沙運動仿真模型升級改造”，項目負責人。
33.2002年11月—2007年12月：浙江省防辦項目“東苕溪流域防洪實時優化調度決策支持系統”，項目負責人。
34.2002年11月—2007年12月：海河水利委員會項目“海河流域蓄滯洪區洪水風險調度運用決策支持系統“，項目負責人。
35.2002年11月—2005年12月：水利部科技創新項目“城市洪澇災害分析關鍵技術研究”，項目負責人。
36.2002年5月—12月 ：國家防辦項目“防汛抗旱重要文獻翻譯與資料錄入”，項目負責人。
37.2003年4—12月 ：UNDP項目“中國98洪水災害后減災政策和措施”，項目負責人，已通過驗收。
38.2003年：北京市水利局項目“北京市防汛應急調度預案編制”，項目負責人，已通過驗收。
39.2003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戰略規劃研究公共安全專題，參加人，負責防洪減災部分，已完成。
40.2003年9月—2006年2月：水利部水利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參加人，負責防洪減災部分，已通過驗收。
41.2003年：水利部“948”項目“防洪減災與洪水風險管理模型系統”，項目負責人，已完成。
42.2003年12月—2004年12月：科技部重大項目《淮河、荊江洪水預報、預警、調控關鍵技術研究》，項目負責人。
43.2004年 ：全國水利發展“十一五”規劃重大研究課題《防洪安全保障重點對策研究》，項目負責人。
44.2004年10月—2005年12月：亞行贈款《中國洪水管理戰略研究》，中方專家組組長。
45.2004年10月—2008年4月 ：亞行貸款《松花江洪水管理系統建設》，專題負責人之一。
46.2007年7月—12月：發改委中英合作項目《氣候變化對水資源影響的適應性評估與管理框架：中國實例研究》案例一：淮河防洪與排澇管理，專題負責人。
47.2006年10月—2011年2月：科技部中英科技合作項目《流域洪水風險情景分析技術研究》，中方項目組長。
48.2007年11月—2011年3月：水利部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項目《城市防汛預警與應急響應關鍵技術研究》，項目負責人。
49.2008年 1月—2012年6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澇漬災害產生機理與減災方法研究”，項目負責人之一。
50.2007年9月—2011年4月：科技部十一五支撐計劃項目《流域洪水預警預報及風險管理關鍵技術研究》（2006BAC05B00），項目負責人。
51.2008年9月—2012年8月：科技部十一五支撐計劃項目專題《重大氣象水文災害調查和單一險種的危險性評估》，專題負責人。
52.2011年4月—2012年6月：水利部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重大項目《城市防洪現狀、問題與對策》（水重大2011-4），項目負責人。
53.2012年1月—2013年12月：水利部政策研究項目《中小河流治理適宜模式與推進機制的調查研究》，項目負責人。
54.2012年6月—2015年12月：科技部十二五支撐計劃課題《太湖流域洪水風險演變及適應技術集成與應用》（2012BAC21B02），課題負責人。
55.2013年10月—2014年12月：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課題《城市防洪防澇系統基礎理論研究》，課題負責人。
56. 2021年7月—2023年6月：亞洲開發銀行技術援助項目：TA 6748-PRC: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Cost-Effectiveness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項目負責人。
57. 2022年1月—2022年10月：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增強中國城市發展韌性》項目專題“物理韌性：韌性基礎設施體系”，專題負責人。
科研成果：
1. 黃河下游灘區及份滯洪區風險分析和減災研究. 宋玉山 劉樹坤 羅慶君 羅啟明 程曉陶 劉如云 顏元亮 向立云 廖義偉 黃金池 陳浩 劉紅賓 藍虹等. 1995年12月
2. 黃河下游灘區水沙運行數學模型及減災措施的研究報告. 程曉陶 劉如云 顏元亮 陳喜軍 薛云鵬 陳浩 黃金池 汪上和 王建躍 向立云 張小梅 鄭文君 李錦繡 楊磊 仇勁衛等. 1995年12月
3. 城市洪澇仿真模型開發研究總結報告. 劉樹坤 程曉陶 仇勁衛 李娜 張莊 李玉慶 陳安康 趙軍明 林賢忠等; 1997年11月。
4. 黃河下游花園口-孫口河段水沙運動仿真模型研究報告. 程曉陶 李躍倫 張永 藍虹 劉樹坤 薛云鵬 李娜等. 1997年12月
5. 農村防洪除澇安全保障體系研究及示范區建設可行性論證報告. 劉樹坤、程曉陶、陳浩、謝永剛、李記人、王少麗等. 1998年9月
6. 天津市城區暴雨瀝澇仿真模擬系統研究報告. 程曉陶 黎貞發 仇勁衛 李娜 陸吉康 苑希民 倪婧 夏祥鰲 解以揚 韓素芹等. 1999年6月
7. 北江大堤保護范圍洪水風險圖試點研究總結報告. 張旭 程曉陶 陳浩 仇勁衛 陸吉康 王艷艷 李娜 萬群志 李概增 李觀義等. 1999年7月
8. 第6屆中韓水資源技術交流會及水利考察報告. 程曉陶等. 2000年6月
9. 海河流域防洪安全保障體系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程曉陶 郭書英 向立云 張勝紅 姜付仁 王艷艷 彭靜 戶作亮 康富貴 楊學軍等. 2000年6月
10. 我國防洪安全保障體系與洪水風險管理研究報告 程曉陶 向立云 吳玉成 姜付仁 徐海亮 閔騫 郭宗樓 李娜 王艷艷 倪婧等 2002年11月
11. Policies and Measures on Flood Disaster Reduction in China since 1998, UN Case Study Report. XT Cheng and HT Wan, December 2003.
12. 水利科技國內需求調研報告，第二章防洪抗旱減災，程曉陶、陳清廉，2005年10月
13. 水利科技發展戰略研究研究報告 董哲仁; 胡四一; 張有天; 郭軍; 高占義; 王光綸; 王光謙; 程曉陶; 陳式慧; 廖文根; 李紀人; 李廣信; 陳進; 邵明安; 蔡躍波; 孫云志 2006-01-01
14. 松花江洪水管理系統 劉明; 韓俊山; 李紀人; 程曉陶; 左海洋; 寧方貴; 黃詩峰; 萬洪濤; 胡宏達; 李志平; 孫艷兵; 李成林; 安波; 姜濤; 陳麗芳 2008-03-17
15. Scenario Analysis Technology for River Basin Flood Risk Management in the Taihu Basin, Summary report for the China/UK scientific cooperation project. EP Evans and XT Cheng et al. July 2010
16. 流域洪水風險情景分析技術研究終期報告，程曉陶 韓松 丁志雄 許吟龍 潘婕 徐宗學 黃俊雄 劉瀏 蔣金荷 劉建翠 徐波 王艷艷 胡昌偉 解家畢 孫東亞 喻朝慶 吳浩云 梅青 王義成 向立云 程媛華 李琛 章杭惠 孫海濤 王靜 任明磊 王建躍 Edward Evans, Edmund Penning-Rowsell, Jon Wicks, Paul Sayers, Colin Thorne, Jim Hall Andrew Watkinson, Nick Reynard, Matthew Scott, Robert Runcie, David Hein, Gemma Hein, et al. 2011年1月
主要成就：
“八五攻關”期間負責研發的黃河下游二維水沙運動仿真模型，基于非恒定流與不平衡輸沙的理論，采用無結構不規則網格，開發了動態圖像顯示與人機對話等功能，能夠合理反映黃河下游大洪水期間淤灘刷槽、漫灘行洪的特點與生產堤等內部邊界在洪水演進過程中搶險加高、潰口、堵口等現象，經專家鑒定，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該模型隨后被用于八五攻關《長江防洪系統聯合調度運行模型研究》項目中構建荊江分洪區與洪湖分洪區聯合調度模型，水科院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作為項目承擔單位獲水利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1993年深圳市暴雨成災之后，開發了深圳市洪水仿真模型，將一維水力學模型嵌入二維模型之中以反映小尺度河渠的影響，并將水文學方法引入水力學模型之中進行暴雨產匯流的計算，并在模型中合理模擬了深圳水庫與筍崗滯洪區的調度過程，為深圳市防洪規劃的評價提供了先進手段與依據。
在承擔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城市與工程減災基礎研究》期間，負責開發的城市洪澇災害仿真系統，進一步考慮了城市建筑物密集，不透水面積增加，地下排水管網復雜，閘泵結合排澇及小尺度排水明渠等情況，能夠模擬預測城市化地區洪澇特性隨城市化進程而發生的變化，被評為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優秀成果。隨后在廣州、沈陽、哈爾濱、上海、天津等多個城市推廣應用。
1998年大水之后，將視野轉向防洪減災的宏觀戰略研究，積極探討適合中國國情的治水方略與洪水風險管理模式，研究內容涉及洪水風險分析與評價、防汛指揮決策支持系統、洪水風險管理理論、防洪戰略與治水方略等。
2003年，作為水利部派出的4名專家之一，參加了“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戰略規劃公共安全專題”研究;在水利部“水利科技發展戰略研究”中承擔了防洪抗旱減災領域的需求調查分析、發展前沿綜述與科技發展戰略的研究任務，以及戰略研究報告緒論的編寫，并協助項目負責人進行了項目的管理工作;2005年作為中方專家組組長承擔了亞洲開發銀行資助的“中國洪水管理戰略研究”，在國內六個典型省份調研與國內外廣泛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洪水管理的戰略框架。
近年來在洪水風險管理理論的探討方面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與專著，有關洪水管理理論與治水方略的主要觀點已引起主管部門領導與國內外同行專家的重視，為促進我國防洪工作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轉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目前，已先后承擔了40余項防洪減災方面的研究課題，其中大多為課題負責人，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專著多部，研究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獎勵。
出版專著、譯著：
1. 向立云、程曉陶等譯，金泰來校：自然災害風險評價與減災政策（Willian J. Petak and Arthur A. Atkisson: NATUR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AND PUBLIC POLICY, 1982 by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地震出版社，1993年2月。
2. 程曉陶：《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第17章防災減災》，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年5月。
3. 劉樹坤、宋玉山、程曉陶等編著：黃河灘區及分滯洪區風險分析和減災對策，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1月。
4. 程曉陶、吳玉成、王艷艷等：洪水管理新理念與防洪安全保障體系的研究，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年12月。
5. 程曉陶: 日本防洪體系發展的沿革, 趙春明、周魁一主編： 中國治水方略的回顧與前瞻（4.2節），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5年8月。
6. 程曉陶、尚全民主編：中國防洪與管理，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5年9月。
7. 董哲仁、程曉陶等：當代水利科技前沿（第三章防洪減災），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6年1月。
8. John. W. Porter, 程曉陶等：中國洪水管理戰略研究，黃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6月。
9. 董哲仁、程曉陶等：水利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6年12月。
10. 程曉陶：中國洪水風險管理報告，吳定富主編：中國風險管理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1月。
11. 程曉陶：水旱災害管理學科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中國水利學會編著《水利學科發展報告2007-2008》，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8年2月。
12. 程曉陶：第2章第4節防災減災，技術預見報告2008，中國科學院科學與技術預見系列報告之二，科學出版社，2008年8月。
13. Xiaotao CHENG. Urban Flood Prediction and its Risk Analysi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China Water Power Press，2009年6月。
14. Cheng Xiaotao. Chapter 5 Flood and Drought Induced Disasters in Natural Disaster Mitigation – A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he Inter Academy Panel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IAP. Published by Science Press, Beijing, December, 2009.
15. Xiaotao Cheng and Dawei Zhang. Chapter 9 Recent Trends of Flood Disaster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 Large-scale Flood Report：Lessons Learned and Best Practices for Flood Disaster Managers and Policy Makers. Edited by Dr. Ali Chavoshian & Prof. Kuniyoshi Takeuchi. ICHARM Book Serie No.1 ISSN 0386-5878. September 2011.
16. 朱瑤、張誠、王妍煒等譯，程曉陶審校. 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洪水風險管理（Slobodan P. Simonovic. Floods in Changing Climate - Risk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8
17. 程曉陶：我國洪災風險演變特征與治水方略調整方向，《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7）》，氣候變化綠皮書，王偉光、劉雅鳴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7.11
18. 程曉陶，吳浩云編著. 洪水風險情景分析方法與實踐——以太湖流域為例.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北京，2019.9
19. 程曉陶，劉志雨，周玉文，等著. 中國防洪安全[M]. 中國水安全出版工程叢書，夏軍主編，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武漢，2021.11
20. 程曉陶，俞茜. 面向未來的中國韌性城市建設[M]中“物理韌性：基礎設施韌性的提升”一章. 中國發展出版社，北京，2024.2
研究報告與論文：
2023：
[1]程曉陶. 當前重大暴雨洪澇災害應急處置建議. 改革內參，綜合（26），2024年7月12日
[2]程曉陶. 特大暴雨洪澇災害應急處置值得探討的若干問題[J]. 中國減災，2024（14）：11-13.
[3]程曉陶. 特大洪水災害應對及重建中應注意的幾個重要問題. 改革內參，綜合（34），202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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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部黃委會科技進步二等獎。獲獎證書《黃河下游灘區及分滯洪區風險分析和減災研究》H97-06-2-G01。
2. 黃委會機關科技進步一等獎。獲獎證書《黃河下游灘區及分滯洪區風險分析和減災研究》H97-01-1-G05。
3.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技進步應用一等獎《黃河下游花園口—孫口河段水沙運動仿真模型開發研究及其應用》1998年。
4.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技進步應用二等獎《天津市城區暴雨瀝澇仿真模擬系統》1999年。
5. 水利部科技進步三等獎。獲獎證書《黃河下游花園口—孫口河段水沙運動仿真模型開發研究及其應用》S993022-603。
6. 天津市科技進步三等獎，獲獎證書《天津市城區暴雨瀝澇監測預警系統開發研究》2000JB-3-087-R02。
7.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技進步應用二等獎《海河流域防洪安全保障體系發展戰略研究》2000年。
8. 水利部科技進步二等獎《長江防洪系統聯合調度運行模型研究》，獲獎單位為水科院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本人為承擔項目的技術負責人。
9.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技進步理論一等獎(洪水風險管理理論與防洪安全保障體系的基礎研究)2004年。
10. 湖北省自3科學獎二等獎，獲獎證書《洪災風險管理理論研究》2005Z-037-2-011-001-R03。
11. 大禹水利科學技術獎二等獎，獲獎證書《水利科技發展戰略研究》DYJ20060113-G09。
12. 大禹水利科學技術獎一等獎，獲獎證書《海河流域洪水資源安全利用關鍵技術研究》DYJ20080217-G03。
13.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學技術獎應用成果特等獎《松花江洪水管理系統》2009年12月。
14.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獲獎證書《海河流域洪水資源安全利用關鍵技術及應用》2009-J-222-2-01-R03。
15. 大禹水利科學技術獎三等獎，獲獎證書《松花江洪水管理系統》DYJ20100412-G04
16.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學技術獎應用成果一等獎《城市洪澇形成機理與防治關鍵技術研究及示范》ZSKEY12014004G01。
17. 大禹水利科學技術獎二等獎，獲獎證書《城市洪澇形成機理與防治關鍵技術研究及示范》DYJ20150418-G01。
媒體報道一：
程曉陶檔案：
程曉陶，漢族，祖籍安徽，1955年4月出生于廣州，工學博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F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研究所所長、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專家、中國氣象局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水利學會減災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水力學專委會委員、城市水利專委會委員、《中國防汛抗旱》雜志主編、《水力發電技術》編委會委員、《自然災害學報》編委會委員、《防災減災工程學報》編委會委員、國際防洪大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國際水利學會會員。
1978年通過高考入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電站動力設備專業，1982年考取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力學專業研究生，師從林秉南、趙世俊先生。1985年獲碩士學位后，留院工作。2003年獲日本京都大學工學博士學位。
早期從事海洋波浪能與滑坡涌浪的研究，自1989年8月參加水利部減災研究中心籌備工作起，進入防洪減災的研究領域。研究內容涉及洪水風險分析、洪水仿真技術、防汛指揮決策支持系統、洪水風險管理理論、防洪戰略與治水方略等方面。“八五”攻關期間，負責開發的黃河下游水沙運動仿真模型，經專家組鑒定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目前，已先后承擔了30多項防洪減災方面的研究課題，研究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獎勵。
很多次的交流中，他都提到一個“度”，他理解的洪水風險管理理論，他贊同的人生態度，都圍繞著一個“度”。洪水風險管理是一個“度”的把握，為人更是一種“度”的藝術。在度的考量中，他感悟了“水利萬物而不爭”的道理，也領會了“載舟之水亦可覆舟”的哲言。
采訪程曉陶所長是在一個周日的上午。之前的幾次預約都因為他工作繁忙沒有成行。周末打擾他，我們有些于心不忍，可是專家的字典里似乎并沒有“周末”這個詞。當我們如約來到的時候，他已經在辦公室里工作三個小時了。
聽程曉陶的球友描述他：話不多，稍偏內向，處事細致、含蓄。但是，整個采訪中，他卻展現了自己的另外一面。采訪時間比預計延長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知道，他的話匣子被打開了。
談到讓自己難忘的經歷，他認為，自己所有關于治水的理念，都是從自己調研的親身感受中得來，是對災區百姓喜怒哀樂的領悟，所以自己有話要說。
談到國際社會防洪減災的動向，他覺得，不管水災發生何處，都是人類共同的災難，其教訓都值得認真吸取，但經驗又不能簡單照搬，所以自己有話要說。
談到我國的洪水管理現狀，他由細聲細語變得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那種飛揚的神采讓我們看到他對防洪減災研究領域的執著和熱愛，更讓我們看到他思想迸發的光輝。
他領著我們走進那幢小紅樓（水科院的辦公樓），步履輕盈，從容不迫，攜了股春天般的朝氣，很快就把我們給感染了。
與程曉陶的對話就圍繞著洪水的話題展開了……
現代水利周刊：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的轉變，反映了什么？
程曉陶：1998年大洪水以后，人們開始從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人口、資源和國土安全等更加廣闊的視野上深入探討防洪減災的問題。而我國在大規模治水實踐中暴露出的種種深層次問題又清楚地表明，簡單照搬他國的先進理念并不能解決好我國的防洪問題。從控制洪水到洪水管理，是當代防洪戰略轉移的重要標志。這種轉變絕不僅是一句口號，而將涉及到人的觀念、管理體制、運作機制、技術手段等一系列的重大轉變。
現代水利周刊：“洪水管理”與“管理洪水”，哪種說法更好？
程曉陶：“洪水管理”與“管理洪水”是有所區別的，我傾向于用“洪水管理”。以前說防御洪水，那是以洪水為對象的；現在如果用“管理洪水”這個詞，那么“管理”是動詞，對象還是洪水。而“洪水管理”是個集合名詞，它的對象包括了水、人、社會，還包括防洪工程體系及相關非工程體系的管理等很多方面。洪水管理是人類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協調人與洪水的關系為目的，理性規范洪水調控行為，增強自適應能力，適度承受一定風險以合理利用洪水資源，并有助于改善水環境等一系列活動的總稱。
今天，在自然外力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下，同樣的降雨可以形成不同的洪水過程，同樣的洪水可以形成不同的淹沒狀況，同樣的淹沒可以導致不同的損失，同樣的損失可以形成不同的災難性影響。洪水管理就是要在這一系列的不確定性中，通過建立健全、有效運作防洪減災的各相關系統，去爭取更有利的可能性。
現代水利周刊：很多人都提到利用洪水資源，您是如何看待的？
程曉陶：洪水資源是強調洪水的資源特性。隨著人類社會的用水量與用水保證率需求的顯著提高，如何加大調蓄洪水的能力，以豐補枯，就成了各地追求的目標，人們開始意識到“洪水也是資源”。在這種樸素認識與利益需求的支配下，各種工程措施就可能成為區域之間爭奪“洪水資源”的手段。
但洪水的資源特性，除了滿足人類用水需求之外，還有保持河道行洪能力、補充地下水源、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等多種功能。單純強調洪水資源為人所用，就有可能加劇區域之間的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導致生態、環境的危機。
洪水資源化，是洪水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應考慮的問題包括了“資源化”的目的與實現的手段。洪水資源化，不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局部地區的部分人群的利益，而應當是服務于整體的、有利于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如果僅是滿足局部地區對水資源的需求，則可能使其他地區陷入更大的困境；如果僅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發展的需求，則難以避免導致生態與環境的破壞。因此，水庫攔洪雖然是實現洪水資源化的重要手段。但是，洪水資源化不能簡單理解為讓水庫攔蓄更多的水，因為這樣的思路仍然僅以滿足部分人的需求為導向，有可能繼續加劇區域間的矛盾與生態、環境的危機，為反對建水庫的人提供更充分的論據。
現代水利周刊：國際社會強調加強洪水風險管理，對此應該如何理解？我們應該怎樣做？
程曉陶：洪水風險是一個外來的詞匯，不同學科的專家對風險有著不同的認識。對于洪水，我們可以用水文學、水力學、水沙動力學、污染物的輸移擴散等專業知識去描述；對于洪災損失，我們也有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基礎設施破壞及各種間接損失等指標來刻畫�，F在看來，值得特別關注的，還有水災影響，這關系到政府的威信、執政黨的地位、社會的安定、經濟的平穩發展，以及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等。使水災損失降到最低的對策，未必能在整體與長遠上得到最有利的影響。顯然，洪水風險既不是洪水本身，也不單指水災損失，而是涉及到水災的孕災環境、致災因子、承災體、防災體系與減災政策等各個方面。洪水管理，其實質是對洪水的風險進行管理。
我國既有大規模防洪工程體系建設的實踐，也嘗試了移民建鎮、退田還湖等還洪水以空間的措施。其實，不能簡單地說怎樣是對、怎樣是錯，關鍵是把握一個“度”。要么以高投入確保安全、萬無一失，以洪水不再泛濫成災作為治水的目標；要么嚴格限制洪泛區的經濟發展，希望即使淹了也沒什么損失，都是無風險的管理模式，但是這些并不適合我國的國情。從我國的現實出發，只能選擇有風險的洪水管理模式，即在深入細致把握我國各個流域水系洪水風險特性與演變趨向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將工程與非工程措施有機地結合起來，以非工程措施來推動更加有利于全局與長遠利益的工程措施，輔以風險分擔與風險補償政策，形成與洪水共存的治水方略。只有這樣，才能將洪水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內，促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向良性互動轉變。
現代水利周刊：我們該如何去看待這個“度”？
程曉陶：我國經濟底子薄，正處于快速發展的時期，在治水問題上，只有適度承受一定的風險，才有可能尋求到有利于發展的機會和模式，在盡力抑制水災損失增長態勢的同時，有效發揮洪水的資源效益與環境效益，支撐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我國治水的困難，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洪水風險區內集中了過多的人口。然而，今后30年中，我國人口預計還要再增長2－3億。這些新增人口的生存空間在哪里？顯然，沿江沿海洪水風險區域的開發利用和城市化，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國的國情下，人與自然的和諧，不是如何去謀求人不犯水，水不犯人的模式，而是要體現在人與洪水共同擁有某些土地上。這些地，小水歸人，大水歸水；在大水歸水的前提下，考慮好如何保障安全，減輕損失。過去我們強調“犧牲局部，保護整體”，然而，更集中的風險，往往是局部地區無法承受的風險，而分散的風險，卻可能是大家都能承受的風險。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化解與分散風險的治水對策。即使是需要確保安全的區域，也應該以其他形式來分擔風險。
我國的水災是“慢性病”。越是特效藥，越需長期不懈堅持服用。期待靠短期高投入一舉根治水患，不僅是幻想，而且是有害的幻想。任何措施都不是越多、越大、越快就越好。因此，國家只有變“單向推動”為“雙向調控”，才有利于把握適度。
現代水利周刊：目前，我國洪水管理的現狀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程曉陶：水利部自2003年初推動向洪水管理的轉變以來，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總的來說，進展是很好的。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從基本國情出發，從戰略的高度，樹立持之以恒、梯次推進的方針。
有人認為，向洪水管理轉變是要從工程措施向非工程措施轉變，國際上也有這樣的說法，但我國的情況并非如此。我國推進的洪水管理絕不是從工程措施向非工程措施的轉變。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水土資源不匹配的發展中大國，洪水高風險區土地的開發利用已經是既成的事實。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還需要依賴于防洪工程體系的建設與完善，而應追求的，是如何建立標準適度、安全可靠、統籌兼顧，運用合理的工程體系。
今年在墨西哥召開的世界水論壇上，我談到，中國向洪水管理的轉變并不是說轉就轉，一轉就靈的。我們向洪水管理轉變的背景，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發達國家現已處于高水平的經濟平穩發展階段，他們相關的一些法制、機制和體制已比較完善，經濟技術實力也強，他們一旦觀念調整，轉變的過程相對較短。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經濟快速發展的“爬坡”階段，所說的轉變是法制、體制、機制的轉變，技術和經濟實力也有一個積累的過程。我國向洪水管理的轉變，會是一個長期漸變的過程，對此問題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因此，在最近完成的洪水管理戰略研究中，就提出來要以五大戰略來推動向洪水管理的轉變，即體制機制創新戰略，基礎建設先行戰略，科技進步支持戰略、資金投入保障戰略和減災社會化戰略。
洪水的風險管理，涉及到人與自然兩大類因素，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與社會公眾有更好的溝通與合作；其根本的問題是在治水方面如何為具有不通價值觀念與利害關系相沖突的人們尋找到和解、和諧與合作的基礎，其成敗的關鍵在于把握適度。因此，洪水風險管理的研究，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既包含了哲學理念的層次，又有大量支持技術方面的需求。
現代水利周刊：您怎么樣看待沙蘭鎮悲劇中引發的應急管理？
程曉陶：國內外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或區域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經濟社會將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舊的平衡會被打破，新的秩序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因此，這一階段往往是“危機事件”的多發期，不僅各種人為的災難性事故、事件會頻繁發生，而且突發性自然災害的危害性也顯著增長。我國目前正處于這樣一個發展時期，因此對于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尤其需要給予高度的重視。
去年，沙蘭鎮一百多個孩子在洪水中瞬間結束了生命，這樣慘重的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災后，我曾專門去那里做過調研，提出了十條措施。這十條措施中任何一條做好了，都可能減少孩子們的傷亡。在我國，像沙蘭這樣100平方公里大小的流域有5萬多個，短期內普遍依靠工程措施防御山洪，或者靠高科技建立預報預警系統，都不現實。沙蘭水災后，國家撥�？顚W校遷移到了幾里外的山崗上，但是全國數以萬計類似的學校，又如何可能效仿得起? 而我國的特點是山區居住了許多的人，建立群防群治、自�；ゾ鹊捏w系，加強全民防災意識教育與應急響應訓練，對建筑物進行耐淹化與可逃生的改造等，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的做法。
目前國家十分重視公共安全問題。兩年前，開展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時，第一次設立了公共安全領域。我作為水利部派出的4位專家之一，參加了其中《防災減災》課題的研究。今年初出臺了《國家防汛抗旱應急預案》，各級政府也都在編制相應的應急預案�，F在的關鍵，是如何建立健全應急響應的體制、機制，使預案建立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增加預案的可操作性。
現代水利周刊：您是否考慮深入這方面的研究？有些什么感受？
程曉陶：去年底中國水利報約我寫篇文章，談“十一五”期間最想做的事。我自選了一個題目“全面加強突發性水災應急管理的能力建設”。我們還準備申請一個973的研究項目，針對公布《國家防汛抗旱應急預案》與建立國家防汛抗旱四級響應機制對科技發展的新需求，深入開展研究工作。
合理編制應急預案對科技的依賴性非常大。比如，將應急響應分為I、II、III、IV等級后，如何確定評價的指標體系和相應的標準，就是個問題。而編制預案就需要明確在什么情況下，有多大風險，風險在什么位置，可能造成怎樣的危害，這就需要有一套預測的辦法。
還有一項任務叫決策后評估。決策后評估，對于應急管理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應急管理的緊迫性和復雜性，在應急指揮中，要確保做出最佳決策，或者完全避免決策的失誤，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以做到的。其實，應急響應中的失誤，也同樣是寶貴的財富，只要認真總結，汲取教訓，就能為改進應急管理提供科學的依據。因此，決策后評估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追究決策失誤的責任，而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應急管理預案。事實上，世界上許多重要的安全規范，都是從總結重大災難事件的教訓中得出來的。顯然，決策后評估需要一套科學的辦法，比如重現災難情景的仿真技術等。通過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其他地區能夠減少決策的失誤，那么這個地方的教訓就沒有白得。目前，這種決策后評估的科學制度還沒有建立，我希望能得到各方的支持，推進這項工作的開展。
有明確的方向，不管有什么挫折，都不會動搖自己的目標，而是會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我考大學考了兩次：1977年，我們家兄弟姐妹中，兩個工人，三名知青，一起參加了剛恢復的高考，大姐和弟妹相繼收到了錄取通知，而我卻沒有。后來托人去查才知道，我的分數是夠了，但因廠里沒有為我做政審，材料不全，所以未能錄取。為了這事，廠里還特地給我道了歉。聽到這個消息后我沒有埋怨任何人，照樣做好工作，當年我還評上了工程局的勞動模范。但是，我要讀書，這個方向并沒放棄，第二年再次參加高考，終于如愿以償。
去日本留學，我也申請了兩次。1989年的申請，在教授會議上評分，我排第七名，但那年只取前六。收到未錄取的通知后，我也沒有氣餒，第二年繼續申請，并努力彌補了可能的薄弱環節。結果，這次我以評分第一名的身份被錄取了。
——談話中，我們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的不溫不火和不怨天尤人的性情。“榮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云卷云舒”，這是一種通透的境界，我想或多或少地體現在程曉陶的身上了。
“上善若水，尊道執中”。去年我院征集院訓，我推薦了這兩句話。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而“道”，則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朝聞道，夕死可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凡事偏激并不好，容易導致災難，“載舟之水亦可覆舟”，因此，凡事都要把握一個度。
——很多次的交流中，他都提到一個“度”，他理解的洪水風險管理理論，他贊同的人生態度，都圍繞著一個“度”。我想，最善的人就好像水一樣，水潤萬物而無所求，所以最接近于“道”。程曉陶的性情就是最好的詮釋了。
“修菩薩心腸，愿普度眾生。消災避難，揚善懲惡，指點迷津，同赴極樂世界。
養彌勒度量，能包容萬物。化憂解仇，笑貪憐貧，開導愚昧，共創美好人間。”
——這是2004年5月26日，程曉陶在從無錫返京的飛機上想出的一個對子。那天他在主持完國家防辦一個項目的審查會后參觀了太湖之濱的小靈山，在那里正好趕上了“佛誕日”的慶典。他微笑著邊給我們展示當時的照片邊為我們講解，頗有些詩人的韻味。言語之外，他希望對自己提出這樣的人生要求，也可以說是愿意和朋友們一起共勉。
原載：中國水利報2006年6月29日
本刊記者 肖丹 呂娜/圖文
媒體報道三：
程曉陶：以法治理城市水患
2010年06月02日09:29 南都周刊
程曉陶，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國際防洪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日本京都大學工學博士。
程曉陶：以法治理城市水患
現代城市面對暴雨洪水顯得更為脆弱。除非隨城市的發展同時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則必然會出現水災損失急劇增長的惡性局面。
南都周刊記者_李繼鋒
城市型水災害
南都周刊：您在2009年出版的《中國沿海地區城市洪水預測與風險分析》一書中，以深圳、廣州、天津三個沿海地區的城市為例，綜合比較了國內外在快速城市化階段治水方略調整的措施，探討了現代防洪體系逐步完善的內在規律與發展趨向。廣州今夏這幾次大水，跟過去相比有什么特點？
程曉陶：去年開始，廣州投入9億元整治水浸街，在今年遭受罕見暴雨的情況下，雖然一些老的易澇點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又暴露出許多新的易澇點。特別是大量的地下建筑進水，停車場變成“水庫”，新建小區成了水塘，地鐵被迫停運，交通陷入癱瘓，一些地方停水停電，可以說，近期接踵而來的暴雨洪水，更多地顯現出了城市型水災害的特點。
南都周刊：大城市正頻繁地成為暴雨襲擊的對象，這種現象是偶發的還是將長期存在？原因何在？
程曉陶：上世紀90年代初從廣州去佛山，途中還能看到大片的農田。如今去佛山，就像還沒出城一樣。大家對“城市熱島效應”這個詞已經不陌生了，但是對于超大型城市，“熱島效應”還會引發“雨島效應”。由于大城市氣溫高、空氣中粉塵大，熱氣上升，形成周邊氣流向城市匯聚的運動。一旦上升的熱氣流遭遇高空強對流的冷氣團，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為暴雨襲擊的中心，即所謂城市雨島效應。因此，超大型城市容易出現市區暴雨的頻率與強度會高于周邊地區，而且這種現象將會長期存在。
南都周刊：1982年日本長崎大水災，第一次使人們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時至今日，“城市型水災害”又顯現出哪些新的特點？
程曉陶：城市人口資產密度提高，同等淹沒情況下損失增加；城市面積擴張，新增市區過去為農業用地，防洪排澇標準較低，而洪澇風險較大；以往城外的行洪河道變成了市內的排水渠溝，加重了防洪負擔；城市空間立體開發，一旦洪澇發生，不僅各種地下設施易遭滅頂之災，高層建筑由于交通、供水、供氣、供電等系統的癱瘓，損失亦在所難免。
現代城市面對暴雨洪水顯得更為脆弱。除非隨城市的發展同時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則必然會出現水災損失急劇增長的惡性局面。
南都周刊：城市型水災害對傳統的治水理念與模式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戰？
程曉陶：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首先都是加強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但是河道水位迅速上升，使排水管網受到頂托，雨水不能自排，于是又加強了泵站的建設；而河道的行洪能力是有限的，且城市河道受兩側建筑物密集的影響，已難以拓寬，這就產生了第一次理念的轉變，即改變讓雨水盡快排入河道的傳統思路，轉而采取各種雨水蓄滯的措施，比如以立法形式要求新建、改建小區必須設置相應容積的雨水調節池，調節池中儲存的雨水可在洪峰過后排入河道，或作為綠地澆灌和城市清潔等用水。但是調節池容積過大會增加成本，而利用率有限，于是又發展起各種雨水滲透技術，促使雨水回補地下，轉變為有效的水資源。
南都周刊：2006年，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相繼遭受大暴雨襲擊，您當時撰文呼吁各地重視“城市型水災害”的危害，各地未雨綢繆采取了有效防災措施嗎？
程曉陶：據我所知，這幾年，各城市都有很大的投入，濟南在2007年遭受暴雨水災之后，也加大了城區排水系統建設的力度。但是，這些工作應該說都沒有擺脫“大災之后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綢繆”，而是“亡羊補牢”之舉。去年上海發生了因施工截斷排水管網而受淹嚴重的事件，今年同樣的問題在廣州又重演了。
南都周刊：“看得見的高樓，看不見的下水道”，網友們認為各地方政府注重高堂華屋的建設，而對地下排水系統建設短視甚至采取漠視的態度，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程曉陶：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城市快速發展中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一些官員更愿意將錢花在看得見的、容易顯現政績的地方。再加上特大暴雨也不是年年都會發生，有些人就抱著僥幸心理。
他山之石
南都周刊：廣州水災之后，有市民回憶反映二戰的一些外國電影里，城市下水道可以“作戰”，人可在下水道中行走，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嗎？
程曉陶：西方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比我們早。他們高標準的排水系統建設早在19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上世紀70年代后，一些發達國家率先進入暴雨雨水的管理階段，許多大城市的排水系統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實時控制，建設標準高，體系完善，有些大城市至今用的仍是一兩百年前建成的排水系統，盡管城市規模與當時相比已是天壤之別，但排水系統仍運轉自如。我國青島市老城區的排水系統是早年德國規劃建設的，近年來在大暴雨中經受了考驗。同樣暴雨條件下，一些城市新區卻淹得厲害。
南都周刊：發達國家的城市排水系統有什么標準？我們有類似標準嗎，國內一些大城市存在哪些不足？
程曉陶：為防范城市內澇，國外的城市排水標準普遍比國內高，紐約是“十至十五年一遇”(注：一年一遇是每小時可排36毫米雨量)的標準，東京是“五至十年一遇”，巴黎是“五年一遇”標準。
日本為了應對城市水災，后來在大阪和東京修建10米直徑的地下河，因為地下空間已經利用很充分了，大阪將地下河修到地下27米深，東京更是深達60米，正是這些看起來投入巨大，不斷被強化的措施保證了城市的防洪安全。
我國城市防洪排澇也有相應的標準。大城市的標準規定較高，中小城市相對較低。一般是以城市人口數作為判斷城市規模的指標，而標準設為區間值。經濟條件好的、意識強的城市可能取上限，有些城市會取下限，甚至還沒有達標。
南都周刊：除了提高排水系統標準，我們還可以在哪些生態方面做出努力，減少城市雨水徑流？
程曉陶：在城市建設上除了采用透水磚鋪裝人行道，增加透水層，減少硬質鋪裝等外，國外也運用了一些生態方法改善雨水系統條件。比如，德國在城市排澇方面就做得很好，保證城市有很高的綠化率，減少了雨水徑流。韓國近年來將過去填埋改造成道路的城市河涌，又重新恢復成河流，既改善了城市景觀，又增強了防洪排澇的能力。
南都周刊：這次暴雨暴露了我國城市洪澇應急體系存在的問題，結合國外經驗，我們可以做哪些改進？
程曉陶：比如，我們建立了四級應急響應制度，但現在只是籠統地說啟動了紅色或是橙色預警或應急預案。而在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即使發布了紅色預警，還會在地圖上標注出哪些地方是高風險的紅色，哪些地方是風險次之的橙色或藍色，哪些地方是安全的綠色，并且通過電視和網絡向公眾發布。
目前在日本，利用計算機進行預測，水災的風險信息還只能表現到街區，今后要進一步提高預測技術，處在危險區中的每一棟住宅，相應不同頻率的淹沒水位也要表示出來。公開發布這些風險信息，住宅的所有者或購買者，就可以去查對了。保險公司也可以利用這些信息，為保險費率的計算提供依據。
我國2002年開始啟動編寫城市防洪的新規范，已經開始將防洪和排澇統一起來考慮。先是按部標編寫的，后又改為國標，目前已接近尾聲，快要遞送國務院了。以前的規范偏重工程層面，新規范將把預警、調度等非工程的層面囊括起來。
南都周刊：對于城市洪水風險的研究與預測，以及對市民防災常識的推廣，我們還需要做哪些努力？
程曉陶：近年來我們研發了城市洪澇的仿真技術，為城市洪澇風險的預測與風險圖繪制提供了先進手段。在國外，風險圖是對市民公布的，以幫助大家樹立風險意識。目前國內還沒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風險圖還只是為防汛指揮部門內部掌握。
南都周刊：我們在城市排水法律體系建設方面存在哪些不足？西方發達城市可以提供哪些借鑒？
程曉陶：日本的《下水道法》對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項技術指標都有嚴格規定，巴黎的排水法律體系也相當完善，圍繞城市內澇預防、規劃以及政府責任，進行全方位的立法。
我們應該進一步健全水災應急管理體系，科學制定防汛應急預案；由于應急預案的實施需要短期緊急調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相關單位的責任義務與協調機制，以及應急預案的啟動程序。
“當然，防災減災研究的方向，我是不會丟的”，程曉陶笑著說，“這是我的天命”。50歲那年程曉陶訪日期間，與幾位同齡的日本教授聊起了“天命”，即席以“五十知天命”為題賦詩一首：位卑憂國思大千，未遁空門也成仙。怡山樂水行天道，濟困扶危保平安。“天命不可違，這條路我會一直走下去的”，程曉陶補充說。
媒體報道四：
水利專家程曉陶談京排水系統：比許多城市好
7•21特大自然災害的兇猛和它帶來的創傷，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城市的排水系統仍有脆弱之處，仍有待改造和完善之處。許多人甚至借此希望，我們的排水系統能如有些城市一樣寬廣到可以行船。
但真的需要如此么？大面積徹底的改造可行么？即使在最難過的時刻，我們仍需理性的思考。“其實，對于北京這樣缺水的城市，最現實可行的做法是加大城市的蓄水能力，排蓄結合，建設一座不怕淹的城市。”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專家程曉陶說。
北京排水系統比許多城市好
京華時報：7•21暴雨過后，很多人覺得北京的排水系統很成問題，您怎么看？
程曉陶：在我來看，北京的排水系統相比國內許多城市要好很多。7•21這么大的雨，絕大多數積水點的水當天晚上雨停后就排走了，一些立交橋的積水也在凌晨排完了。許多城市下雨后好多天仍然有積水，而我們只是延遲了幾個小時。也就是說，北京的排水系統是在有效工作的。
京華時報：這些年，北京在排水系統的改造上做過哪些努力？
程曉陶：2004年7月10日北京曾經有過一場暴雨，全市交通癱瘓，之后又陸續有幾次積水，當時北京正在準備奧運會，所以2004年后北京更加重視排水系統的治理，針對易澇點進行了改進。當時主要是加大泵站的排水能力。但是2007年，安華橋又兩次積水。事后，排水部門用機器人下管道檢查發現，里面都被建筑垃圾堵住了。這就提醒我們，積水的原因有很多。一種原因是大家都在說的，標準偏低，其他還有許多原因，是伴隨著城市的發展不斷出現的。
京華時報：有網友好奇，為什么長安街一帶的排水能力能做到那么強？
程曉陶：故宮和團城都屬于皇城，設計時候已經考慮了排水的通道，雨水能夠通過護城河、通惠河排入溫榆河、北運河。更重要的是它旁邊布設了中南海、北海、前海、西海、后海等大面積的水域，有很強的雨水調蓄能力。所以這一區域不怕暴雨積水，是依靠一系列蓄泄兼籌的措施實現的。
京華時報：歷史上北京發生過這么嚴重的內澇嗎，還是現在的排水效果不如以前好了？
程曉陶：老北京城區面積較小，二環路以內面積不到100平方公里，里面河湖水面率大，排水有出路，所以不易受淹。但是現在北京的城區面積擴大到了1368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區面積超過90%，這就改變了整個城區的排水特性。
這次暴雨過程中，涼水河、通惠河洪峰流量與水位都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而且洪峰來得特別急，這清晰地表現了城市化的特點。自然條件下，暴雨落在地面再逐步匯到河里需要一個過程。但是現在地面都硬化了，失去了滲水功能，雨水更多更快地通過排水系統迅速流進河道。河道在短時間內無法容納這么多的水，所以好幾個地方出現洪水漫溢。廣渠門積水深達4米，就是因為南護城河水位過高，出現了倒灌現象。
管道排水標準非越高越好
京華時報：有人問，我們的排水管道為什么不能像青島的那么大，里面能行船走人？
程曉陶：我們真的需要那樣的系統么？不同的地方，自然條件不一樣。北京和青島的情況不同，青島靠海，年降雨量大，城區的坡度也大，北京地處平原，地勢低，年均降雨量才580多毫米。所以很難有可比性。
京華時報：加粗排水管是否可行？
程曉陶：排水管道遠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加粗排水管比拓寬道路要難得多。平常我們生活中的道路，如果窄了還可以拓寬一些。但是要想將排水管換成粗管，整個管線都要停掉，要把路面挖開，而地下不只有排水管道，還有供水、供氣、通訊、電力、光纖等其他很多管線。大面積整修排水管道，整個城市都有可能癱瘓。
京華時報：那現在極端天氣越來越多，我們怎么能應對強降水？
程曉陶：應該有很多種方法。首先要糾正一個認識誤區：排水的標準不是越高越好。
京華時報：標準越高，排量越大，降水不就很快能排走么？
程曉陶：先假設你這種想法成立。接著一個問題，水排到哪兒去？
京華時報：河里呀？程曉陶：好，但河道的行洪能力是有限的。當你把排水系統的能力加到很大時，河道已經送不走這么多水了。送不走時，排到河里的水就會淹回來，你就會發現這種方法走不通。
京華時報：那河道行洪能力就不能提高么？
程曉陶：提高河道的行洪能力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河挖寬，擴大斷面；另一個是把河道挖深。現在城市里的河道想要拓寬，有那么容易么？它兩邊都是房子和路，想要拓寬，除非把路毀掉。
京華時報：加深呢？
程曉陶：加深是可以，但是有限的。河道也有一個連續的比降問題。你把某一段挖深，只是挖了一個坑，沒有增加整體的行洪能力。所以只挖一段沒用，整條河都得挖深，這是一個很龐大的系統工程，很難完成。
而且并不是說你有能力建多大的排水系統就建多大的排水系統，事實上，排水是要受到限制的。因為單純靠排水確保自己不受淹，就是把風險轉給別人。不是說我們受淹了就把水往其他地方排，別人憑什么要接收你的洪水？
排蓄結合在北京現實可行
京華時報：那還有別的路么？
程曉陶：很多人在講，說國外的防洪標準很高。其實他們不是單純靠一項措施實現的。他們有些地方，能夠拓寬河道時就拓寬河道；有些地方有條件加粗管道時，就加粗管道。這需要做評估分析，不是隨意為之的。
京華時報：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程曉陶：對。要根據特定條件來計算。但是更好更合理的辦法應該是蓄。
京華時報：蓄水？咱們的城市里哪來那么多可以蓄水的地方？
程曉陶：蓄水是可分散進行的，不是像古人那樣去集中挖出一個北�；蛘咧心虾�，是要分散的。美國、日本，他們在上世紀70年代想明白了這個道理。
最初城市出現內澇，他們和我們的反應一樣，首先想到的是排水，但等到改善了排水系統后，馬上發現還不行。因為這個水要排到河里，這些河以前在城外，即使泛濫也不會影響城市，但是現在城市已經擴大，河道兩岸都是城市，排到河里，河水泛濫后，淹的還是城市。而這個時候再想拓寬河道已經不可能，兩邊都是高樓大廈了。
京華時報：那他們是怎樣蓄水的？
程曉陶：那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比如挖池子，或者讓樓間的綠地比地面低出幾十厘米，讓球場低于地面半米。這樣下雨后，先把水蓄住，等雨停了，河里空了，再把水排掉。利用一切可使用的方法蓄水。甚至要求下暴雨時，老百姓洗完澡別把浴缸的塞子拔了，先存起來，等雨停了過一會兒再放出家里的洗澡水，盡可能不加重排水系統的負擔。
蓄水可強制實施遍地開花
京華時報：北京很多小區連車都沒地方停，哪有地方挖坑蓄水？
程曉陶：可以在停車場下面挖池子，池子只需有進水口就行，不是說挖一個露天的大坑放在那兒。池子上面還是可以停車，停車場底下還是可以挖空蓄水的。
京華時報：您覺得這種方法在北京也是可行的？
程曉陶：這是最現實的。實際上，在日本，排水管道是一代技術，蓄水叫第二代技術。但是蓄水后還會有新的問題，如果把池子挖得太大，利用率其實很低。因為不是天天降雨，很多時候池子是干的，只是偶爾用一下。所以池子不能挖太大，但是不修太大，下暴雨時蓄水容積又不夠，所以他們就把蓄水系統改造成可滲透的，水邊進邊“漏”，也就是第三代技術。北京如果使用，可以把二代和三代技術結合起來。
京華時報：那在北京怎樣來實施蓄水？
程曉陶：蓄水是可以遍地開花的。在日本有專門的法律，規定防洪治澇是全社會的責任，不是說只是政府的責任。他們要求小區開發的時候，首先要申報，申報完了以后有人會來評估，進行計算，比如原來這塊地透水率是多少，小區建成以后減少了多少，減少會增加多少徑流量，這部分不能增加已有排水系統的負擔，就得自己修雨水調節池，把水裝起來。北京如果要做，也可以要求政府機關、單位、小區采取這個措施，分散蓄水。
京華時報：這樣投入會不會很大？
程曉陶：這個投入如果完全由市政出錢，投入就可能很大。但是你把它分攤到各個單位去，就不大。當然，這既需要法律手段的強制實施，行政手段的推動落實，也需要經濟手段的補償誘導，科技手段的大力支持。
京華時報：那您覺得像7•21這種強降水，畢竟60年一遇，發生的頻率還是很小的，建這么多蓄水設施會不會是浪費呢？
程曉陶：不是這個概念。就是因為你在設計的時候，要考慮自身情況，考慮實際的需求有多大，并不是標準越高越好。我們建這個池子并不只是拿它去應對60年一遇的暴雨，可以在每次降雨的時候都利用它把水蓄住，可以用來澆綠地，也可以回補地下。
北京是一個缺水城市，地下水位平均一年下降一米，下降得很快。好不容易下一場雨，如果能回補地下，不是一舉兩得嗎？
我們不是要建設一座不受淹的城市，而是要建設一座不怕淹的城市。
對話人物
程曉陶：日本京都大學工學博士，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專家。
來源： 京華時報 本報記者 王碩 2012-08-06
媒體報道五：
在“抗”與“讓”之間，人水如何和諧
新華社客戶端2022-08-10 14:56浙江
入汛以來，全國降雨量總體偏多，江河洪水多發頻發。水利部數據顯示，今年入汛至今，全國至少有27個省份538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較1998年以來同期均值偏多五成，其中全國大江大河共發生10次編號洪水，為1998年有統計以來同期最多。
【注：根據《全國主要江河洪水編號規定》，全國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獨流入海的主要江河水位（流量）達到防洪警戒水位（流量）、2-5年一遇洪水量級或影響當地防洪安全的水位（流量），均可定義為洪水編號標準。】
7月至8月，我國極端天氣事件偏多，區域性汛情和旱情較常年偏重。據預測，主汛期以北方多雨為主，黃河中下游、海河、淮河、遼河、長江流域漢江等可能發生較大洪水，長江、珠江、松花江、太湖流域可能發生區域性暴雨洪水。
特大洪水為何頻發？當前，我們該如何更好應對洪災？近日，就相關話題，瞭望智庫專訪了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委員程曉陶。本文根據專訪內容整理。
受訪 | 程曉陶 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水科院教授級別高工
采訪 | 李亞飛 瞭望智庫 李琳靜 實習生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注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特大洪水為何頻發
當前，我國在加強雨水情監測預報、防洪控制工程精心調度、最大限度發揮防洪工程體系的抗洪潛力，以及盡可能降低洪水的危害性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現實中的應急處置仍然面臨復雜的不確定因素。
這是因為在氣候變化與快速城鎮化背景下特大洪水發生的可能性與不確定性均在增大，一旦洪水規模超出了現狀防洪能力，就有可能造成一定范圍的淹沒，給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造成嚴重威脅。
其一，特大洪水的發生，往往與極端天氣形勢相關聯，對具體區域而言具有一定的稀遇性，但也不排除短期重現的可能。
一個流域或區域會否形成超標洪水，不僅與預報的降雨量有關，而且與雨強、雨型分布、雨區走向、干支流洪峰是否遭遇等多重因素有關。
2016年7月初，武漢市遭受嚴重的洪澇災害，降雨雨型就極為不利：大雨連降7天，其中3天達到超100mm的大暴雨級別，而且是在最后1天達到了超200mm的特大暴雨級別。
這種雨峰后置的雨型，在流域天然蓄滯滲能力耗盡的情況下，最后的暴雨幾乎全部轉為徑流，導致河湖水位高漲，釀成大災。
其二，即使建有高標準的防洪工程，也不能放松對超標洪水的警覺。
我國水庫近年來因遭遇超標洪水而緊急泄洪的情況時有發生，有效避免了惡性潰壩事故的發生，但也需要為減輕下游損失做好應急預案，將風險告知下游，以便有所防范，并提前發布泄洪預警，及時組織撤離。
6月23日，在廣東清遠英德市浛洸鎮，救援人員用橡皮艇轉移群眾。新華社記者 鄧華 攝
其三，不同量級超標洪水的組合，會形成不同的淹沒狀態，不可能處處都確保安全。在我國人多地少，降水年內分布不均、年際變幅很大、人口資產分布與受洪水威脅區域高度重合的基本國情下，部分土地“小水歸人，大水歸水”的情形很難改變，為保護重點地區，會主動放棄人口資產密度相對較低的區域。
因此，要更加重視人水和諧，面對超標洪水，必要時得有所放棄，才可能更好地保住重點。
1994年6月，湘江遭遇特大洪水，長沙、株洲主城區的堤防最終得以艱難保住，相當程度上得益于上游和對岸圩區堤防的潰決。
經過40多年的高速發展，許多城市的建成區擴展到了原有防洪圈之外，農村的發展也使人們認為如今“處處都淹不得了”，為此，人們期望不斷擴大防洪保護范圍，提高防洪排澇標準。不過，工程防洪的能力總有一定限度，隨著防洪保護范圍的擴大與排澇能力的增強，同頻降水條件下，河湖水位必然抬高，陷入“水漲堤高、堤高水漲”的惡性循環，使仍按原標準設防的區域洪澇風險加大。
2 科學研判洪災演變趨勢
當下我國區域之間的合作與聯系更為廣泛，物質流、資金流、信息流密切相連，系統內部一點受損而全線癱瘓，一座城市一旦受災，其影響會向其他城市、地區甚至國內外蔓延。
從全球來看，2014年以來，全球氣溫連創新高，成為有氣象記錄以來全球氣溫最高的時段，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概率增大且不確定性增加，預報難度加大，一旦極端降水引發的洪澇超出工程防御能力，必然造成水災損失的爆發性增長，對經濟社會快速平穩發展的威脅更為嚴峻。
在此無法逆轉的進程中，我國現階段洪澇威脅對象、致災機理、成災模式與損失構成均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
其一，洪澇災害威脅對象的變化。
現代社會正常運轉對生命系統的依賴及產業鏈的形成，使水災影響范圍與受災對象遠超出受淹區域。供電、供水、供氣、供油、交通、通信等生命線網絡系統，以及機動車輛等更多顯現出水災之下的脆弱性；中小企業與種植、養殖業集約化經營者往往成為重災戶，城市地下空間成為重災場所。
一旦遭遇超標準洪水，防洪工程設施本身首當其沖，亦成為水毀的對象。
其二，洪澇災害致災機理的變化。
孕災環境被人為改良或惡化，致災外力被人為放大或削弱，都會引起洪水特征與量級的變化；承災體的暴露性與脆弱性成為災情加重或減輕的要因，即使承災體本身未受淹，也可能因洪災造成生命線系統癱瘓、生產鏈或資金鏈斷裂而受損；環境污染、水質惡化加重洪澇危害，以及洪水對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的影響，亦成為防洪考慮的要素。
其三，洪澇成災模式的變化。
常遇洪水的成災概率降低，然而洪澇規模一旦超出防災能力，影響范圍迅速擴大，水災損失急劇上升；借貸經營者災后資產不是歸零，而是歸負，可能成為難以翻身的巨額債民；應急響應的法制、體制、機制與預案編制對成災過程及后果有重大影響；災害的不利影響與恢復重建速度、損失分擔方式等密切關聯。
其四，洪澇災害損失構成的變化。
因生命線系統癱瘓而失去生存條件、無法維持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運轉、因產業鏈中斷導致非受災區生產停滯等造成的間接損失，占總損失的比重越來越大；無形的信息產品因水災喪失，損害甚至遠大于存儲信息的實體硬件；城鎮受淹后各種垃圾數量激增，處置不及時會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惡劣影響。
其五，洪災風險的變化。
隨著洪水調控能力的增強，大規模洪水泛濫的概率降低，洪水淹沒范圍顯著縮小，但是局部受災區域的災情可能加重，集約化種植、養殖大戶與中小企業難以承受的洪災風險加大，且越是貧困地區，防災能力越弱，災害與貧困可能形成惡性循環。
同時，當前風險的時空分布與可能后果的不確定性大為增加；面對超標準洪水，防洪體系調度往往需要“兩害相權取其輕”，防洪決策風險增大，決策失誤可能影響社會安定。
3 推行有利人與自然和諧的治水模式
我國尚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城市擴張之勢不減，202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預期到21世紀中葉，人口城鎮化率將超過70%，但東中西部發展很不平衡。為此，我們要深刻認識“維持已有平衡”與“構建新的平衡”對治水的需求差異，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的同時，也需謹防盲目引進超越發展階段的“最新理念與模式”。
一方面，推動人水和諧。
在部分土地“小水歸人，大水歸水”很難改變的情形下，水利建設應更加重視人水和諧，在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引下，從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治理模式與制度安排等方面積極探討綜合治水的適宜模式，即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水安全保障水平。
例如，對于沿江沿湖的圩區，1998年大洪水之后，曾實施過“退田還湖”的政策。其中，退田又分為“單退”與“雙退”兩種模式。
“單退”是退人不退田，圩內田地還允許繼續耕種，但在圩堤上增設了溢流堰或水閘，一旦特大洪水發生，在防汛關鍵時刻，可以主動進洪。
“雙退”是既退人又退田，圩堤保留缺口，允許洪水自由進出。
然而20年后的實際情況是，“單退”圩的水閘難以實施開閘進洪，因為圩區民眾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家園受淹，哪怕撐到圩堤垮了，也堅決護著不許開閘。而“雙退”圩大多又改成了“單退”圩，曾經保留的缺口也被重新堵上。因為圩區的土地，在大多數年份還是可以正常耕種的。
在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下，如果說“抗”與“讓”是極端模式的話，則不妨考慮采用一種各取所長的折中模式，即以“沿堤設溢流堰，自動溢流進洪”作為促進人水和諧的治理方式。
對于圩堤不是全線加高，而是在適當堤段局部降低，改造成可過水的寬頂堰。水位超過堰頂即自然入流，避免人為開閘分洪決策難、風險大的矛盾。堰頂溢流不僅更有效于滯洪削峰，而且進水過程緩增，進圩水量有限，破壞力小，便于組織群眾安全轉移。圩區進洪后，堤內外水位差減小，有利于降低堤防潰決的概率，而河道仍保持其行洪能力，無須等待堵口復堤，在河道水位退至保證水位以下后即可酌情排水，縮短受淹時間，更有利于及早恢復生產、重建家園。
如果考慮在圩區內部采取分區滯洪等減災措施，還可以進一步減輕洪水的危害范圍與不利影響。
然而，這樣一個有利于全局與長遠的措施，并非簡單即可推行。因為圩區內民眾即使理解這一模式的合理性，也沒有人自愿將溢流堰段設在自家附近的堤上，以免其損失比他人更嚴重。
因此，為了推行真正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的治水模式，必須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將工程、法律、行政、經濟、科技與教育等手段綜合運用起來，形成更為完備的保障措施。
以科技手段合理確定堰口位置、堰頂高程與寬度；以工程手段加以護面消能并配置退水設施與面上措施，確保堤防漫而不潰，并盡力減少受淹范圍與時間；以法律手段強制實施，明確風險分擔是全民的義務；以經濟手段補償引導，只有愿意采取這種主動進洪方式、分擔洪水風險的圩區與家庭，國家才給予重建資金的優先扶持；以行政手段推動落實，并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促進部門間的協調聯動，變“單向推動”為“雙向調控”，即“多得”要與承擔更多義務相掛鉤，以有利于實現良性互動與把握適度。
4 既支撐發展，又保障安全
如果說推動人水和諧，側重的是自然層面的人水關系，那么做好安全發展的平衡則是經濟社會層面的和諧。
新形勢下，我國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而項目施工建設期間改變下墊面產匯流條件，會導致洪澇風險特征的變化。風險的改變，有些是長期的，如下凹式立交隧道建成；有些是短期的，如施工期輔助設施擠占行洪通道等。
因此，要將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落到實處，從健全國家現代化災害管理的法規體制入手，形成建設發展與安全管理各方良性互動的運作機制�；椖渴┕て跇嫵傻暮樗L險隱患，在極端暴雨激發下才會形成災害。要完全消除此類風險，可能意味著施工工期無法保證，或建設成本大幅增加。極端災害事件的發生是小概率事件，在有限的施工期內，不能心存僥幸。
要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最有效的辦法是做好施工期的風險辨識與評估，對于可能造成的各種風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制定切實可行的應急預案。監管部門重點評估其應急預案的針對性與可行性，監督其落實好應急處置措施的各項準備工作，進行應對能力的培訓、演練與考核，以確保一旦遭遇重大突發事件，能夠通過應急措施來及時消除風險隱患，從而能夠以最小的投入，做到既支撐發展，又保障安全。
其一，完善災害管理的相關法規。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中引入現代災害管理理念，對與建設項目相關的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三條等條款，做出更為完整的表述，為推進洪水風險管理與防汛應急管理的有機結合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據與保障。在目前正組織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也應考慮增加相應的條款，對建設項目施工期間難以避免的加重災害風險隱患行為，明確提出基于風險評估制定應急預案，接受相關部門監管并確保應急措施可有效實施的法律要求。
其二，在相關部門之間、政府與施工企業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運作機制，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由于現實社會中的災害管理，必然會涉及到“誰出資、誰受益，誰冒險、誰擔責”等方方面面的利害關系，只有建立起“風險分擔，利益共享；雙向調控，把握適度”的運作機制，促成利益相關方的良性互動，才能避免陷入走極端的僵局。
其三，在風險辨識與危險感知中，促進信息共享服務與新技術的應用。變化環境下風險時空分布超出經驗認知范疇，或危險臨近卻未能感知其前兆的強弱，極大影響到應急預案制定與實施的有效性。為此，要形成“部門聯動、軍地聯合、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治理體系，相關部門之間、政府與公眾之間，就必須建立起能夠高效運轉的信息共享與服務的體系，這是提升政府公信度、降低決策風險的關鍵環節，也是新技術發展與應用最為活躍的領域。
5 布局韌性城市
建設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一經提出，就得到了積極的響應。然而，試點城市建設之初，一度地不分東南西北，全都致力于在小區尺度上進行雨水的源頭控制，要靠“蓄、滯、滲、凈、用、排”來實現“小雨不積水，大雨不內澇，水體不黑臭，熱島有緩解”，并期望以短期高投入的模式一舉實現資源、環境、景觀、安全、生態等全套高指標。其結果，每平方千米投資高達數億，而效果卻遠小于預期，以致地方政府難以有積極性靠自身財力加以推廣。
與此同時，大量新建城區還持續造出更多不透水地面，城市擴張中擠占河灘、濕地的現象仍在發生。尤其在城區面積急劇擴張以至出現城市群的情況下，外江變成內河，雨水通過管網集中排向河道，易于導致洪峰水位抬高，峰現時間提早，形成因澇成洪、因洪致澇的惡性循環。
海綿城市不應碎片化地局限在社區維度，還要與城市維度、流域尺度結合起來。只有三個維度相互聯動，綜合運用藍、綠、灰治水手段，才能形成滯洪削峰、排放有序的城市洪澇防治體系，解決城市“看海”問題。
因地制宜、循序漸進、道法自然、統籌兼顧、適合中國國情的綜合治理模式仍在深入探尋之中。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提“韌性城市”：增強城市防洪排澇能力，建設海綿城市、韌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強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風險防控。
韌性城市被視為海綿城市的加強版，其后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個大中城市紛紛布局韌性城市。
提高風險辨識是韌性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北京在內的多個城市通過科技手段模擬了城市一旦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雨，哪些區域有可能出現大范圍積水，如何有效應對等等場景，以此提升風險的辨識能力。
另一重要方面，提高我們的危險感知能力。當極端暴雨的前兆信息顯現時，要及時判明危險的類別、等級，部署預報怎么發、預警誰來發，怎么發，什么范圍內發，如何組織百姓撤離？
日本于2010年立法建立的預警發布程序及應急響應聯動機制值得借鑒。
比如，氣象部門預報出第二天有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只能從發布黃色預警開始，要求專業部門做好準備，市民及時關注滾動發布的氣象預報；若暴雨來臨前12個小時，預報結果沒有改變，升級為橙色預警，專業部門要開始行動，市民要做相應準備；若暴雨來臨前一兩個小時預報還未改變，升級為紅色預警，同時紅色預警的范圍也會盡可能明確一些，此時市民要開始行動了�？紤]到極端事件的不確定性和預報技術的局限性，將轉移令發布的權限下放到基層，避免防范過度，政府則全力做好風險信息服務與對災害弱者的救援。
韌性城市建設，不是不能淹，而是不怕淹。建設韌性城市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多領域的綜合行動，學界業界仍在百家爭鳴，各地也在因地制宜深入實踐，值得我們水利人繼續深入研究。
程曉陶老師訪談錄
程曉陶，博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主要從事防洪減災研究。曾任防洪減災研究所所長、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書研究中心常委副主任、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國家減災委員會第三屆專家委員會委員。現任《水利學報》主編、科技部防災減災專家組專家、中國水利學會城市水利專委會主任委員等。在徐乾清院士任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期間，程老師與徐院士有較多交往。筆者為全面了解徐乾清院士的水利人生，于2024年4月12日下午2：00采訪了程老師。采訪前后歷時46分鐘，對筆者提出的問題他都一一耐心解答。感念程老師指點迷津之恩，現將程老師（簡稱“師”）與筆者（簡稱“生”）的訪談整理如下。
生：程老師，您好！我是福建師范大學的研究生，跟隨導師做徐乾清與新中國防洪減災事業研究探析這一課題。您曾與徐院士有過較多交往，所以想占用您的時間采訪您一下。
師：可以。我想請你先說一下徐老在你心中是怎樣一個形象。
生：年輕時期徐老與水利結緣，雖不是水利專業出身，但是善于學習、肯鉆研，迅速成長為一名專業的水利工作者，其后憑借自身學識和努力最終成為防洪減災領域的權威專家。在生活中，為人謙和，興趣廣泛愛好寫詩，頗具浪漫主義色彩。
師：徐老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擁有什么樣的品質？在我看來，首先徐老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他深知水利事業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欲治國者必先治水，興修水利、防治水害歷來是中華民族治國安邦的大計。同時他是從心里熱愛水利行業，將畢生精力獻給了水利事業，這是他取得成就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徐老善于用歷史眼光系統全面地看待問題，比如我在2009年采訪徐老新中國60年大規模治水活動如何劃分階段，每個階段有什么特點，徐老先講了近代與防洪有關的幾件大事隨后再講各個時期的形勢及特點，而不是就事論事。三峽工程重新論證時，他是領導小組成員和防洪專題組組長，當時中國研究防洪的大有人在，他能成為這個組的組長，就是他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從歷史的角度思考中國的防洪到底是什么、怎么解決這一問題，當時在三峽的論證前期始終是把發電作為第一目標的，徐老經過嚴密論證最后得出結論三峽的第一功能實際上是防洪。
第三，徐老做事一絲不茍，他的觀點都是有根有據的，還是拿我采訪他的事舉例，他先同我再次確定了我要了解的四個問題，然后拿出自己所列提綱，在他的手邊擺放了一摞資料并有夾頁，每提到一個數據就依次拿出相應資料指明數據出處，等到他講完第一本書放在了最下邊，最下邊那本書放在了最上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徐老求真務實，善于用辯證思維去看問題。徐老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1958年大躍進期間他去河南調研，河南當時在麥子單產方面不斷放出“衛星”，從畝產七八百斤不斷上漲達到畝產幾千斤，僅從農業生產常識的判斷，就令人疑惑。那時鄭州有一個小麥豐產展覽，看到一平米見方從田間整體搬運來的實物展品，旁邊明白標示畝產4000斤。出于疑惑和好奇，徐老蹲在旁邊仔細數了這塊展品的株數和幾穗小麥的粒數，細細計算，最后得出這樣展品的畝產最多超不過1200斤，徐老覺得河南這樣明目張膽地弄虛作假，令人驚奇和不安。回到住所徐老將所見、所取、所算結果告訴領導，那位領導馬上警告他這一情況不能再向其他人說，否則會大難臨頭。但他也不是一味地否定，徐老認為“大躍進”期間興建的絕大多數水庫在加固改造、處理質量缺陷和配套必要工程設施以后還是能發揮工程的正常作用。
生：對于徐老任減災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一事，您能否仔細講講？
師： 2000年，我們院里新成立兩個所，其中之一就是我們這個防洪減災研究所，這兩個所是按照領域分的，它需要多學科的專家合作。我是防洪減災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當時我們認為要切實解決國家發展中防洪抗旱減災的問題，不能坐而論道。所以我們成立的第一年就開始籌劃成立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最后得到部里的批準。減災中心以減災所為實體，但增設了中心管理委員會和專家委員會，徐老是當時水利部里最為權威的防洪專家，由他任減災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一職。
生：徐老一直在考慮防洪抗旱減災體系的理論框架構建，您對此也有研究，徐老是不是國內最早進行這一理論探索的人？
師：是。水利防治水患過去實際上主要是興建防洪工程體系，但是僅僅依靠工程手段要完全消除洪水災害是不可能的，人類既要是當地控制洪水、改造自然，又要主動地適應洪水，與自然協調共處，還要約束人類自身盲目加重洪水風險、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因此，徐老很早就指出，防洪減災工作事實上是一種對洪水災害的抗御和風險管理，要從建設防洪工程體系為主的戰略發展到在防洪工程體系的基礎上，建成全面的防洪減災工作體系。對此徐老也有專文論述。
生：徐老于1999年當選為院士，但是他始終認為他是一個不合格的院士，獲得了一個不應得到的榮譽，對此您有什么想法？
師：這就是徐老的個人的風格和魅力所在，一生謙虛謹慎，不追逐名利。成為院士要經過嚴格的甄選和評審，他能成為院士說明他的威望和為人被大家所認可。他一直在水利部工作，主管過規劃與科技等，但正如錢正英部長所言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很少有官員能夠像他那樣尊重知識和人才，他熟知我們水科院許多大專家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及取得的成就和貢獻，對于各大江河的情況和各類數據都了然于胸。
生：徐老曾帶病主持了新一輪七大江河及太湖流域防洪規劃，這件事您可以展開講講嗎？
師：2008年出臺的防洪規劃，是1998年大水之后逐漸開始啟動，規劃編修不能具體歸功一人，但這些規劃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思路根源于《中國防洪減災對策研究》專集，這是世紀之交由徐老牽頭主編的，傾注了徐老大量心血。此書在形成綜合報告的前提下又分流域進行專門研究，提出了各流域防洪減災對策研究報告；并匯集多位院士、專家長期研究的成果和防洪減災的具體實踐，對一些專門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或綜合分析，撰寫了專題報告，作為《綜合報告》的重要補充和說明，很有價值。
生：對于我的論文寫作您有什么建議嗎
師：要寫好論文，必須和時代背景、時代變遷聯系起來，現在出了一系列的院士傳記，如潘家錚、朱伯芳等，你要多看看這類傳記，盡可能了解清楚每一個時代的背景，再反推他們的做法，就容易理解他們，把人物寫活。我希望你能夠把徐老本質性的特點抓住，把一個人活生生地展示在讀者面前，使得大家明白他是如何成為水利行業里頭大家都認可的專家。
生：謝謝程老師的指導！徐老的一生是報效祖國、獻身水利的一生，是尊重科學、追求真理的一生，令人敬仰。謝謝程老師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訪，我會努力做好這個課題，既展現出徐老為新中國防洪減災事業的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又突出徐老的治水情懷和優良品質。祝您身體健康，繼續為祖國水利事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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